42年的河南大饥荒和之后的粮食紧张是怎么造成的呢。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农民一直要依靠种植粮食给国家缴纳部分粮食来抵税，这就是所谓的“皇粮国税”，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在我国粮食收储价格标准最高的时候，这些临储仓库会以2.4元每斤的价格来来收购东北大豆，1.13元每斤的价格来收购东北玉米，1.18元每斤的价格来收购北方小麦，1.55元每斤的价格来收购东北粳稻。
1、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粮食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养起庞大的军队的？
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河南大败，37天失城38座，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双双被撤职查办，蒋介石第一心腹陈诚临时出任司令长官，并在西安举行中原战事检讨会议。陈诚经过调查惊讶的发现，战区各仓库平时把作战用的军粮以高利贷的形式发放给民众坐吃利息，盗卖军粮更是司空见惯，洛阳城内出售的粮食有一半是军官倒腾来的，与之对照的是，河南百姓已经饿的卖儿卖女了，坊间盛传“宁愿敌军烧杀，不愿国军驻扎”，
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和之后的粮食紧张是怎么造成的呢？重要原因就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省边区总司令汤恩伯盲目扩军和“与民争粮”，汤司令把自己的基本部队从一个第31集团军扩充成为四个集团军约40万人马，而再加上第一战区其它派系的部队，以及第八战区（胡宗南的部队）和第五战区在河南境内的驻军，这一数字达到100万之众，尚不计侵占河南部分地区的日本侵略军。
粮食是战争时期的重要战略物资，战时一般由国家统一控制和调拨，吃不饱饭的军队是没有办法作战的，而军队又是完全脱产的庞大耗粮群体，因此在抗战时期只有三种办法可以解决军粮问题，一是在驻扎区域就地征收，二是通过粮食高产区的交易和流通，三是从国外进口或得到援助，本地自产和征收军粮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东北、华北和华东的重要粮食产区迅速沦陷，供给出现严重失衡，粮食已经非常紧缺，部队的口粮标准一再下调，从抗战前的每天三顿饭改为二顿，还未必每顿吃的饱。
抗战相持阶段的主战场就是河南和湖南，湖南是鱼米之乡，所以薛岳第九战区的几十万大军尚可维持，甚至还可以结余一部分转运西南大后方，所以湖南的坚守意义非常重大，1943年日寇第11军发动常德攻略战，其重要目的就是摧毁这个粮秣重镇，破坏重庆政府的抗战后勤。而河南却只能依靠风调雨顺，一旦出现“水旱煌”灾，粮食产量就会锐减，
比如1942年河南大旱波及全省82%的耕地，超过1200万人需要救济，粮食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了40%，尽管重庆政府决定当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一石约120斤），这仍然大大超出了河南民众的承受能力。结果蒋鼎文和汤恩伯等人最终征收了285万石约3亿4千万斤，如此的横征暴敛终于让危机在1943年春天终于爆发，河南粮价飞涨，耗尽冬季存粮的灾民开始大批逃荒或死亡，
粮食贸易和区域流通侵华日军自然清楚粮食的重要性，所以对河南地区进行了严密的物资贸易封锁，此时中条山防区已经全部沦陷，黄河以北都是敌占区，黄河自然成为了一道天然的封锁线；而豫南自信阳到武汉地区被华中日军第11军所占，豫东地区也被日军华北方面军所控制，河南等于三面被封锁，粮食等重要物资根本无法运进来。狠毒的日军同时严禁灾民流向日占区，百姓唯一有活路的只有经豫西前往陕西，这就是大批灾民西逃的原因，
河南大灾爆发的时期，日军占据了河南三分之一的领土，即河南全省111个县中的43个；国民党部队则控制着其余68个县，军队驻扎范围位于黄河以南，贾鲁河以西和淮河以北；另外还有豫北和豫东地区的新四军抗日敌后根据地，如此混乱的战场局面不仅使得粮食大幅减产，粮食流通也至为困难，国外采购和国际援助抗战期间这个渠道获得的粮食数量非常有限，一方面是国民政府有限的外汇储备要用来购买更迫切需要的武器装备，一方面是海外物资进入中国的通道被鬼子基本封闭，从1939年苏联和日本签定《日苏中立条约》开始，北方已无外援通道，而华东、华南沿海全部被日军封锁，甚至是大西南通过越南的出海口也被切断，唯一的输血管仅剩滇缅公路，其有限的运输能力只能保证优先保证进口军用物资，到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滇缅失败以后，这条通道也不复存在。
